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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林
摘要： 对于园林及生态环境意义下的园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有过一系列论述，如1958年3月他曾发表文章“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初步统计，到1999年末钱老已发表各类论述园林、城市学的书稿及书信百余封，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家对中国城市。建筑、园林的关注，并指明了方向。事实上……
关键词： 生态园林 人造景观 对于园林及生态环境意义下的园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有过一系列论述，如1958年3月他曾发表文章“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初步统计，到1999年末钱老已发表各类论述园林、城市学的书稿及书信百余封，表现出老一辈科学家对中国城市。建筑、园林的关注，并指明了方向。事实上，近20年来虽是中国建设的大发展时期，但也确有一系列造成破坏的事实，以人造景观为例，人造景观公园的开发在很大程度是起到了旅游资源的补充作用。如杭州，在“宋城”出现后，作为旅游杭州的补充内容，仅第一年就接待了近300万游客，正是由于这些人造景观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各地便纷纷仿效，在缺少客观周密调查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一轰而上，以致于投资者苦苦经营，难以为继，到如今已几乎泛滥成灾；总览全国各地开发的人造景观公园，成功率约在20％，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整体上的宏观失控。当前，人造景观的“泛滥”已成为又一个典型的投资失控。据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大观园在华东就一下子冒出了7座，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游乐宫全国竟有近40座，各类民族文化村、宫等主题公园更是数不胜数；无锡、武汉、河北、成都、山东等地投资开发了“水泊梁山”；继深圳之后，广州、杭州、长沙、上海等地也投资建设“世界之窗”。而这类重复投资、重复开发、重复建设、“批量生产”的人造景点往往支撑不了多久，便门可罗雀、几乎“全军覆没”；如成都的“水泊梁山艺术宫”开张不到半年便转手开夜总会；北京动物园“西游记宫”早已被爆破拆除；福州市拆除'西游记宫”改还绿地；开业仅8个月的海南省最大的民族人文景观——通什海南中华民族文化村，因平均每天接待游客不足工作人员的1／5，1998年初便申请停业等等；此类人造景观在这过程中造成惊人的浪费。更有甚者，有些城市还兴建了好几家相类似的主题公园。前一时期，北京的八达岭游览区及附近近10年“造宫运动”中建成的四大帝王宫一一秦始皇艺术宫、华夏帝王宫、成吉思汗行宫、萧太后宫全部改行下马。此外，部分地区高密度的人造景观是宏观失控的又一方面，如上海几乎每个郊县都有3～5家，在上海至无锡不过150千米长的沪宁线两侧，就有20家左右的这类主题公园，这么多的人造景观与所服务的客源相比，显然“供大于求”。 2）规模上的一味贪大求全。目前人造景观的开发建设投资超过亿元人民币的占75％以上；圈地少则数公顷，多则数百公顷、有的超过1000公顷。已建成的这类主题公园投资亿元、占地100公顷以上的超级项目全国有20多处；投资在亿元以下、千万元以上，占地可观的大项目更是星罗棋布。如成都世界乐园投资2.3亿元、占地33.3公顷；长沙世界之窗投资3亿元、占地40公顷；山东莱阳华夏酒都投资3亿元、占地80公顷。人造景观从其功能上，只能是对自然风光和历史古迹的补充；像现在这样欲反客为主的投资势头，在当今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肯定会在几年后留下很大的遗憾。目前仅上海的人造景观建设工作已超过200亿元，而我国近年来每年用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费总额不到2亿元，还不及一处人造景观的投资多。因此，一方面许多旅游资源、特别是历史古迹得不到有效保护，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大量旅游资源被浪费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旅游开发又花巨资乱上项目，造成很大的浪费。 3）内容上过于贫乏简单。部分人造景观内容匾乏，缺少创意；有的背离市民意愿未能做到因地制宜。许多是在深圳“锦锈中华”等人造景观生意红火异常、投资回报率高的引诱下仓促上马的。缺少对项目的选题、选址、定位、规模、经营等方面细致周密的调查，实事求是的论证；规划中更是照抄照搬。造成了“宫”、“村”、“园”到处都有，而其艺术水平尽属于模仿、复制、翻版阶段，停留在以偏盖全、以小喻大的加工制作层次，形似而神非，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如上海的“民俗文化村”与“中华民族大观园”，内容风格相仿，构思太简单，前者借演出支撑了2个月就再也不行了，后者则无法正常开业。还有一些人造景观格调低下，如各地有不少的“妖怪宫”、“十八层地狱”等。这些粗制滥造，期望“立竿见效”的人造景观，因宣传迷信及伪科学，因而常常“短命”。 （1）从法国的拉·维莱特公园到中国世博园 80年代以来，结合城市的改建，巴黎兴起了一股现代城市公园的建设热潮。从这些通过方案竞赛产生的作品中，反映出法国在积极探索与20世纪的城市相适应的园林形式。其中拉·维莱特公园因其独特的形象和深奥的理论而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在国际上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也是方案竞赛组织者所希望的初衷。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并促使建筑界对中国的现代城市园林进行反思。 城市公园出现于19世纪中叶。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减少城市污染，人们提出了将自然引人城市、以园林弥补城市之不足的观点。因此，19世纪的城市公园受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影响，给人以建筑环境所包围的乡村局部的印象，也是市民们所喜爱的游乐消遣场所。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极端的“绿地”理论学说，它片面地强调了城市园林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功能而忽视了园林的形式，实际上是抹杀了园林艺术。人们已习惯于那些形式雷同。手法单调、布置着游乐及文体设施的休闲公园。更多的“绿地”退缩于建筑环境之中，成为拾遗补缺的空地或儿童游戏场。20世纪的城市园林已不再像19世纪的城市公园那样是市民喜爱的社交场所，也失去了过去那种令人向往和供人消遣的特性，更缺乏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能力。为了适应城市改建新时代的需要，革新传统的城市园林或“绿地”的观念并创建符合现代城市特征的园林，便成为巴黎新型公园建设运动的主导思想。拉·维莱特公园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诞生的作品。它位于巴黎东北角，是远离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地带，人口稠密而且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1867年在此兴建了牲畜屠宰场及批发市场，鼎盛时期曾有3000名工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混乱不堪的聚居地。1973年10月屠宰场关闭之后，德斯坦总统提议兴建一座大型的科技、文化设施，包括北面的国家科学。技术和工业展览馆及南面的音乐城和公园。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期，拉·维莱特公园才进入真正的实施阶段，并列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在巴黎兴建的九大“总统工程”之一。在总统的要求下，1982年4月8日开始了拉·维莱特公园国际性方案招标，这也是法国第一个为选择城市公园的设计师而组织的国际性方案竞赛。设计纲要明确指出：要将拉·维莱特公园建成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广泛及多元文化特征的新型城市公园；它将是一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无法归类”的并由杰出的设计师们共同完成的作品。 方案竞赛的评审会主席由世界著名的巴西风景园林师马克斯（Roberto BurleMarx）担任，评委也大多数是国外著名的设计师，以确保优胜方案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在来自37个国家的471件作品中，初选出9个最佳方案经过深化后参加第二轮评选，具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的建筑师屈米最终成为公园的总体设计师。当时只有40岁的屈米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教授建筑学，后来在纽约开业。他对现代城市和建筑研究颇深，或许是所有参赛者当中最有理论水平的，但是缺乏园林艺术方面的经验，这也使他得以摆脱传统园林的束缚而另辟蹊径。屈米提出了一个空间上以建筑物为骨架、以人工化的自然要素为辅助，园林与建筑相互穿插的完全建筑式公园设计，在构图上十分严谨和紧凑。 拉·维莱特公园本身面积33公顷，是巴黎市区内最大的公园之一。包括公园北面的国家科学、技术和工业展览馆以及南面的钢架玻璃大厅和音乐城，总占地面积达到55公顷。在交通上以环城公路和两条地铁线与巴黎相联系。园址上有两条开挖于19世纪初期的运河，东西向的乌尔克运河主要为巴黎的输水和排水需要修建的，它将全园一分为二；南北向的圣德尼运河是出于水上运输之需，从公园的西侧流过。这两条近乎直交的运河是园址上已有的最重要的景观构成要素，而且运河本身就是人、自然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与公园的主题十分贴切，所以参赛的许多方案都是由此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在公园的总体设计上屈米强调了变化统一的原则。虽然各体系、各建筑要素和植物要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却完全统一在建筑式的处理手法和红色的“游乐亭”的控制之下。而对于10个主题花园的设计却风格各异，各自独立，毫不重复，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感和断裂感。因此，拉·维莱特公园的多样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各个主题花园的处理上，而不是公园的整体框架上。与凡尔赛中的小园林一样，主题花园也是拉·维莱特公园中最有趣和吸引人的地方，它满足了不同文化层次及年龄游人的需要。“镜园”是在欧洲赤松和枫树林中竖立着20块整体石碑，一侧贴有镜面，镜子内外景色相映或趣，使人难辩真假；“风园”中造型各异的游戏设施让儿童体会微妙的动感；“水园”着重表现水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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